中国新闻周刊首发，转载自传媒内参

by杨时旸

中国记者从未像这几天这样被如此大规模地讨论。地位基本追平了医疗事故之后的医生。让这个黄昏的职业突然蹭上了一抹回光返照的尴尬腮红。突然间，姚贝娜的死，余秀华的红和庞麦郎的low似乎都是记者造成的。但问题又来了，我们谈论记者时，到底在谈论什么？

记者不过是中介，他们所选择的内容映射的都是客户的需求。现在，所有客户在窃喜着满足了自己内心深处不便言说的需求之后，突然窜上道德高地开始批判自己的信息提供商血管里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这三个故事不都是作为读者的公众想要的吗？对于公众来说，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几乎就是三个类型电影，记者进入太平间偷拍姚贝娜是恐怖伦理片，脑瘫诗人突成“网红”是催泪励志片，小城青年进入网络音乐圈只能属于屌丝微电影。

最初咀嚼庞麦郎的公众，在姚贝娜去世后突然在传统项目点蜡烛贴红心之余，迅速转向声讨姚贝娜事件中的记者，不久就开始歌颂余秀华的坚韧与才华。其实，这些事件的读者基本是一群人，都抱着猎奇的心态在安全距离外看待一场戏剧性表演以填充自己的空暇时间。

所以，你们完全没必要把自己化妆成道德高地上的战士。是我们所有人内心的窥探欲望把事件推动成了如今的样子，推动着记者试图拍摄一个半红不红的歌手的遗体，推动着他们涌入余秀华的家，推动着记者描写那个在小镇和大城市中间躁动不安的孩子。

如果真的觉得记者越线，我们要做的也应该是检视内心窥视隐私的欲望，而非通过指摘信息提供者以缓解自己的道德焦虑感。

如果记者真的假扮医生助手进入太平间拍摄，涉及法律边界问题，那么应该一切都交给法律，完全没必要在道德的竹竿上做攀爬比赛。更致命的是，现在，公众在喷吐道德口水之后，又不自觉地滑入了向权力撒娇的窠臼。

民众开始呼吁新闻管理当局“管一管”深圳的媒体，而姚贝娜生前所在的公司华谊兄弟在表达悲愤的同时，虽然口口声声表示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但竟然搜集“证据”交给深圳市委宣传部？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作为一家电影公司，应该深受行政代替法律的审查之害，现在的第一反应却仍然是诉诸权力而非法律。而如今，深圳记者到底是否越界的真相愈发扑朔迷离，按目前情况发展，或许会转化为抛开对真相和事件本身的讨论，而趁机变成对媒体整体性的指责和某种行动。

作为一个艺人，姚贝娜生前的一切都已经被陆续消费。残酷地讲，艺人的一切都是表演，他们真实人生中的幸福与失落，开心与悲伤，在别人眼中不过都有具有娱乐功能的戏剧桥段，甚至艺人的生与死也都如此，这听起来过于残忍，但事实就是如此。

人们对于王菲结婚离婚与谢霆锋复合不都喜滋滋地侵入他人的隐私吗？不都在嫌弃记者的镜头还不够近吗？这一次，记者走得过近了，或许冲撞了一些人的生理反应底线，但本质上讲，和偷窥王菲谢霆锋春宵一刻有什么区别？这些跳出来悲愤地扮演道德卫士的公众，喷吐完深圳的记者之后就会继续为其他明星的绯闻刷流量。

与姚贝娜同样是艺人，庞麦郎引发的口水战似乎更加混乱。因为一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报道，呈现了他真实的外表和性格的某些缺陷。读者竟然开始声讨记者的无德或残忍，连描写庞麦郎的头皮屑都被当做记者下作的证据。

这些人是希望记者应该对于不那么靓丽的采访对象都加以适当美化再呈现在文章中吗？记者又不是美图秀秀。很多人声称，庞麦郎属于所谓的弱势群体，记者对其没有基本的尊重。可记者又不是NGO，他的工作是去呈现，又不是献爱心当暖男。

不媚拥有权钱的强势方，就同样不应该媚所谓的底层和弱势者，这才是最基本的公正。回过头来讲，那些声称记者没有尊重庞麦郎梦想的人们自己也似乎从未尊重过他的梦想。庞麦郎的成名根本不是基于他的音乐性，而是基于他的身份和所作出的姿态之间的反差，那种一本正经的音乐人的范儿和他挥之不去的小城口音与狭窄的见识之间，有一种残忍的可笑。

公众最初讥讽其小城青年不知天高地厚的嘴脸，把县城人民广场旁边的洗剪吹当作世界时尚之巅，一边嬉皮笑脸挪用着他的“摩擦摩擦”，一边忽略着现实中的庞麦郎。

他就是一个无意中为人们提供笑料的失败者，他背后隐藏着数以亿计的小城青年无处纾解的沉闷。他的成名其实是后农业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相撞后的残酷喜感。

那些曾经的嘲讽者如今却突然都变成了他的守护天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两次装扮道德战士以后，这群人开始顺势也必然地选中了一个抒情的对象，以巩固自己的暖男暖女身份。余秀华适时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余秀华的诗写得不差，但也算不上惊为天人，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脑瘫和底层——她不会得到现在的地位。她的红来源于反差，她虽然没有主动贩卖，但人们强制性地将自己的同情浇灌到了她的身上，她无从甩脱。

那张站在稻田前梗着脖子的照片与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有着太强的反差。背景的泥土和绿意为生活在北上广的小资读者们提供了一次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想象，虽然，那里真正的生存条件，这群读者连一天都无法忍受。

而她因为病症造成的僵硬姿势也被夸张之后被从文化意义上消费为倔强，配以歌颂爱情和欲望的诗歌，这简直成为了天然的传播力。记者蜂拥而至，甚至惊动了当地的宣传部，这些宣传部门估计无法领会北上广装逼犯的point，只能按照惯性把余老师打造为身残志坚的感动中国式的人物。

实际上，我们有几个人真的单纯因为她的诗歌而关注到她？又真的有几个人会研究她的作品，在她的热闹之后，诗歌仍然是个笑话。

某种程度上说，余秀华不过就是一群城市装逼犯的“远方”，分行写的心灵鸡汤，仁波切的世俗替身，她可以为自己刷格也可以提供某种密不可宣的幸灾乐祸的残忍比较。其实，这群人才是破坏余秀华安静生活的凶手，他们的窥探欲把一群群记者引向她的院子。

这几天以来，因为这三个人所引发的对于记者的关注，不过是一次盛大的演出。前互联网时代，媒体晾晒他人，如今，媒体人自己也必须面对被晾晒的局面——公众先把你逼到残忍和伦理的边界线上窥探八卦以饲养自己，然后就把你推向审判席。

如果你们真的内心暖暖哒，乐于点蜡烛和贴红心，就先从少去窥视他人的私事做起，别去消费别人的缺陷。先自省自己，再审判他人。内省自己内心欲望的暗面比把自己塑造出来的信息提供者推上审判席，逼格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