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为什么走黑道

近日湖北咸宁检察院通报，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21项罪名被检方提起公诉。此案中共有9条命案，其中5人是遭枪杀。这个新闻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公开资料显示，刘汉目前控制的核心企业为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广泛涉足清洁能源、资源开发、基建、高科技环保产业和跨国投资等领域的大型民企，规模达到200亿。汉龙集团目前持有境内外5家上市公司股权（其中境内1家，境外4家），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30多家。贴在刘汉身上的标签可谓颇为光鲜，“矿业大佬”、“亿万富豪”、“四川首善”、“四川省政协常委”等等,甚至在国际资本市场也格外光鲜。

在大众眼里刘汉不像一般商人唯利是图，信佛，并乐善好施，刘汉捐建的五所希望学校在8级汶川大地震中均安然度过此次惨烈灾难，特别是离北川县城15里路的邓家海元村山中的一所全国百强希望小学在这次颠覆性的地震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不仅教学楼丝毫没有垮塌，而且正在该校上课的483名小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奇迹般地全部安全撤离。（大眼李承鹏专门有博客记述其事。我们也明白汶川地震造成的灾难，某些方面与其说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其他慈善不胜其数，故有“四川首善”的称号。另一件事也让公众对刘汉略有耳闻，就是1997年的辽宁富豪袁宝璟案。袁宝璟与刘汉在业务方面发生了冲突，袁便对刘痛下杀手。刘幸运逃脱，但袁宝璟三兄弟最后被执行了死刑。（不少人包括我都认为对袁的下手太重。）（此案在吴晓波的书中已有记述）。公安机关在侦办此案的时候，“追缴军用手榴弹3枚、各类枪支20支、子弹677发、钢珠弹2163发”，俨然是个黑社会，刘汉更像是个带头大哥。

中国企业家涉黑的事件并不少见，典型的有上文提及的袁宝璟案。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唱红不做评价，但打黑却颇有大快人心之感，也让不少当地人对其评价颇高。不可否认有许多冤案，但众多企业家涉黑是不争的事实。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显然要遵守的是市场准则，自由买卖，获取的是市场利润。为什么众多企业家会躲进市场的背后，摇身一变成为了黑社会老大呢？

大前提是法制建设的落后。试想一下，假如我们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有几个人愿意铤而走险呢？比如有些房地产要拆迁，虽然政府的批文下来了，但是拆迁户愣是不走。在正常渠道无法解决的情形下，也许用暴力手段就颇为有效。比如1998年，刘汉获得绵阳小岛建设开发项目，因为拆迁问题，与小岛居民多次发生冲突。刘汉指使手下成立了一支打手队伍，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建成了一支“地下武装”队伍。在拆迁过程中，小岛村民熊伟与刘汉的人发生冲突，刘汉指使人捅死熊伟。当地居民无人再敢抗议。这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拆迁，屡见不鲜了。看看很多富豪的发家史，尤其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人掘得的第一桶金，都和“黑”有关。通过官道可以垄断，获得高额利润，黑道亦是如此。

其次，企业家出于自保的需要，需求保护伞。刘汉之所以涉黑，除了牟利之外，更有安全需要。当年差点被袁宝璟的杀手置于死地，又被当地的一个黑社会老大威胁安全。很显然，靠110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未必真的可靠。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家与对手结下梁子，显然，背后如有黑社会撑腰自然底气也就足了许多。另外，当前仇富心理颇为流行。还记得当年香港的张子强绑架郭炳湘、李泽钜等案。在内地遭绑架的富豪时常见诸报端。为了自身安全，谁也不想被无赖之人敲诈勒索，甚至绑架撕票，故很多有钱人也喜欢通过自己建立黑社会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感。

再有，法制意识的淡薄，心存侥幸。企业家物质自由以后，往往会目空一切，也更有手段。自身利益的膨胀，往往会更加有恃无恐。官商勾结已经屡见不鲜了，这是打通白道。但真正能呼风唤雨的，往往都是黑白通吃的人。在潜规则盛行的年代，有了黑道的支撑，不少企业家往往在各个领域更加如鱼得水。尤其是一些棘手问题，比如拆迁，催要钱款等，通过黑道解决的效率会比正常合法的途径会更高。虽然我们一再强调要建设成法制社会，但法制的空白区域、模糊区域目前来看不在少数。所以，不少人尤其是成功人士更视法律为一纸空文，甚至会践踏法律。其实刘汉的案底都是很多年以前留下的，但一直安然无恙，侥幸心理成为常态，故而会更加漠视法律。

企业家涉黑显然是触犯了企业经营的天条，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但如何从源头控制、避免企业家涉黑不仅是企业家本身要关注，而且整个企业界、社会都要引起重视。正如，如何解决官员的腐败贪污，只靠事后的拍苍蝇、打老虎远远不够，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

陈培松2014年2月25日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