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代庄严而神圣的祭祀仪式就是殷代神道设教的载体。神道设教是古代统治者借助民众信奉上帝鬼神的观念，通过敬事上帝鬼神取信于民的政治模式与教化方式。《象传·观卦》：“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盥”，谓祭祀时以酒灌地而迎神。“荐”，献，指献牲于神。“颙”，敬。“忒”，差错。“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意谓国君举行祭祀，灌酒而不献牲，其物不丰，其礼不备，但有忠信之心而又肃敬，则臣民观而化之。孔颖达《周易正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者，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观设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为而成，圣人法则天之神道，唯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故云天下服矣。”圣人“身自行善，垂化于人”，则不须“言语教戒，威刑恐逼”，民众自然观化服从。商王“率民以事神”是以神道获取王道的最好途径。一旦王不能庄严地祭祀神灵，礼仪活动也就丧失了神圣性，王就不能获得神意指示之道，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二、周人尊礼，敬鬼神而远之

西周建立之后，首要的问题是从理论上回答“武王伐纣”的正义性，而非“以臣弑君”。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即天命不会永久的眷顾一个政权，天命会根据为政者的德行，转移到有德的统治者身上。按照周公的解释，周取代商的前提是周族有德、商族无德。此处的德指什么？是不是后来的道德之德？晁福林先生指出，西周初年的“德”还不具有后来德性的意思，而是一种制度之德。但毕竟在商周之际，天命的依据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敬事上帝鬼神的礼仪，及其礼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虔诚程度。《尚书·牧誓》篇记载，周武王历数商纣王犯的罪行，其中有一条就是“昏弃厥肆祀”。商纣王没有好好侍奉祖先与神灵，遂失去神灵的指导而失去王道。周人认为天命不但有意志，而且代表着民意，别说不去事鬼神，就是事鬼神不敬都是大罪过。可见，殷商时代统治者的“德”是以能否遵守“事神”之礼为标准，无德即失道。无“神道”则不能“设教”，不设教则无法使天下服。

周人继承殷人神道设教的统治方略，并进行了巧妙的改造。西周初年，周人继续沿用殷人的上帝观念，用来提升周人祖先神的地位。《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人的祖先神上升到天上，并受到上帝的恩宠。但周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建构起自己的神道设教系统。帝是商代的祖先神，对其他神灵并没有保护与指导的功能。上帝对于周天下的大多数族群来说已经变得狭隘，显然不适合周代的统治需要，因此，周代政治家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神灵指导周王。

天是笼罩一切的泛神信仰，既可以是自然神，又可以是人格神。为此，周人逐步以“天”取代“帝”作为至上神。商王是帝的后裔，周王是天的儿子。帝的后裔要好好奉祀帝，天子要虔诚祭天。“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获得天命，即得天道而行王道。这样，周人顺利完成了由神道指导王道转换为天命指导王道的理论建构。

周代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打破了神权的笼罩，又保留了天命作为王道的依托。此后凡获得政权的王朝，皆言得天命。随着王道依托的神道转为天命，周人的统治也随之从神权转到王权。周代实行的分封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融入神权观念的新王权制度。一方面，分封微子启到宋国，保持商族祭祀不绝，安抚殷商遗民的宗族情感；另一方面，给不同层级的政权规定了相应的祭祀权限。《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礼记·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西周以前，方国部落并没有清晰的“祭不越望”观念，西周建国后才把“祭不越望”当成诸侯的祭祀规则。周天子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祭天，实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周王既是掌握神权的最高者，又是政治层级中的最高者。

周代“礼仪三千”、“威仪三百”，贵族阶层及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都可以在礼中找到相应的安排。对于全天下百姓而言，天子通过祭天获取天神的指导，所以天子祭天必诚、祭天必洁，诸侯在封内祭祀各自神灵，各有其祭、各有其礼、各司所职。周天子的王道指示诸侯，诸侯指示大夫，大夫指示士。自上而下的礼仪制度，使每个层级的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与权限。天子通过巡守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共主”身份；诸侯通过述职汇报礼制安排之职，表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意义。如果说，商代道的原初意义是通过祭神之礼获得神的引导，主体在神，那么，周代通过礼乐制度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虽然保留了祭神之礼，但祭神礼仪之中的主祭者不再是神的附庸，而转化为祭祀礼仪的主体。由此，作为神意引导主祭者的“道”，也就转化为主祭者本身。

层级礼乐制度是西周统治者的得意设计，把神道设教转换为政治制度安排，从而为神道设教转化为人道教化做好了准备。《礼记·表记》：“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这两句话概述了殷周两代政治中的事神与尊礼两大关系。殷代“事神”在“尊礼”之前，西周时期“事神”在“尊礼”之后。但就文化损益来说，尊礼来源于敬神。礼的繁体字为“禮”。《说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揭示出礼与事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注意到《表记》中有关尊礼与事神关系的表述，殷周之际思想延续性转换的脉络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西周以来形成的礼仪制度保存在《周礼》和《仪礼》等典籍中。《周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时期某些基本的“典章制度”、“官政之法”。《仪礼》表现了“士”以上贵族社会的生活礼仪与交往形式。“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可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西周时期，礼几乎容纳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实际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诉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当礼被延伸时，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西周开疆拓土二百多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王道政治之所以安然无恙，维系其稳定的内在因素正是礼制的完备及其遵行。

三、制度之礼的崩坏与观念之礼的生成

周代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的主要原因是躲避西北夷狄的进攻。这种退守姿态表明周代王权的衰落。一些率先觉醒的贵族精英认为，王权衰落的根源在周天子。《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郑桓公问史伯，周王室是否衰败了？史伯以周王弃“和”而取“同”为例，说明周王室已经衰败。身为周王室的史官，史伯对周王权的衰落有亲身体会。史伯认为，统治者“弃高明昭显”、“恶角犀丰盈”，“好谗慝暗昧”、“近顽童穷固”(即亲小人、远忠臣)的“去和取同”做法是错误的。高明的统治者善于采纳忠言，与忠臣和谐相处，“和乐如一”。如果偏听偏信，弃“和”而取“同”，则危及国家社稷。由此可见，政治治乱的根源在于周王自身。周王不能团结与维系忠臣，不能发挥典范与引导作用，表明周王之道已经衰微。

天下有道的时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或者授权诸侯行驶。但是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已经无力控制日益强大起来的诸侯，王权受到严重挑战，礼乐征伐随之由诸侯出。齐国首先发起了对王权的挑战。鲁文公十五年(公元前612年)，齐国侵犯鲁国西鄙，并讨伐曹国。西周分封之初，规定鲁为诸侯国“班长”，而齐国违背礼制，侵犯鲁地，又侵犯弱小的曹国，僭越天子礼乐征伐大权，又违背“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于天”的礼制。鲁国执政官季文子愤怒地说：“齐侯其不免乎？己则无礼，而讨于有礼者”，“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不畏于天，将何能保，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多行无礼，弗能在矣”。(《左传》文公十五年)在鲁国执政者看来，齐国一系列的违礼行为，是严重的违反天命、僭越王权之举。鲁宣公三年(前606年)，楚王饮马黄河，兵临洛阳，问周王室鼎之轻重，王室大臣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鼎是天子事神的器物，是获得神灵指引的媒介，又是引领诸侯的权威象征。楚王问鼎之轻重，无疑表露出欲夺取王权的野心。周朝卿士坚信，此时引领天下的典范仍是周天子，而不是诸侯。但诸侯对王权的觊觎以及不断发起的一波又一波挑战王权的行动，不断动摇着王权的权威。周天子作为天下之导的王道身份遂失其义。值得注意的是，春秋霸政是实力的角逐，而非礼仪的安排。可见，王道政治以礼为特征，霸政以力为标识。

霸政的开始标志着礼制崩坏的加剧，周天子建立的王道秩序随之被霸道所取代。但霸政僭越礼制的同时，也有积极意义。周王权衰微对诸夏文化造成的最大影响是无力抵御夷狄的入侵。东周初年，夷狄大举南下，华夏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如果周天子不能承载天下巡守及礼乐征伐，那么，谁能做到这些，代行天子之事，就意味着可行王者之道。实力雄厚的齐国首先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存邢救卫”。齐桓公的霸政有效地团结了诸夏共同抵御夷狄入侵，客观上起到了保卫华夏文明的历史作用。孔子赞叹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没有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霸政，诸夏文化就会夷狄化。霸政时期，霸主们轮流执掌的诸夏联盟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形式，实际上起到了代行王政的作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霸政时代，其王道的代言人已经由天子转为诸侯。从社会发展大势上来说，诸侯霸政是推进新的政治力量整合的必然趋势。霸主承载指导天下的王权政治，说明天命指示的王道已经下移到作为霸主的诸侯身上。

礼仪诗书为代表的古典知识，在霸政之前只是制度或者知识，并没有成为文化教养。霸政兴起后，在夷狄进攻的压力下，诸夏贵族开始感觉到礼仪不只是知识与制度，还是诸夏区别于夷狄的文化教养。西周人从未想到要以礼仪制度来支持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一重要变化源自霸政时期对王权的挑战。“贵族开始相信古代的制度和文学是一种精神的支柱，他们可以由此出发来讨论并解决政治和人生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礼’观念才真正在思想史上形成。”不同于以往的制度之礼，执礼者意识到礼仪带给人生的尊严并且视为支撑内心精神世界的力量的时候，礼就成为一种文化观念。在不断向王权发起的挑战中，诸夏贵族引诗书、知礼仪，接受贵族训练。如果统治者具有礼的教养，从内心真诚地执守礼，那么，就可以算是“有道”之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