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国家的法令是个人行为约束的底线，如果违反了，就要受到强制的制裁了。我们或许认为“法制”是社会治理的最高级模式，其实不然。

   在法令之外，还有约束范围更广的社会道德，它所涵盖的面比法律还要大。违反了社会道德，却不一定违反法律，比如：别人借了十元钱没有还你，也没有凭据，法律无法追究他，但社会道德却会谴责他。这实际上是古代“礼”所遗落的碎片。

   在社会道德之外，过去还有家规、家法，它比社会道德更加细致和严格，如：“不与取，即为偷。”（《弟子规》）这个约束已经不是欠钱不还这样低的层面上讨论问题，而是别人没有答应借给你，你私自拿了就算偷。以我们现代人看来有些家法甚至是不人道的，但家法更积极的意义是在人们触碰法律之前就加以惩治，避免人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的太远。现代社会几乎已经没有家法了，因为现在也几乎没有“家教”。这些同样是古代“礼”所遗落的碎片。

   “礼”之上还有“义”，比如：黑社会我们都很排斥，因为他们危害社会，但维系其内部稳定的却是“义”，或者说哥们义气，他们可以为兄弟出生入死，从这点看，他们是有可取之处的，只不过他们用错了地方。我们所提倡的“见义勇为”也是义，关公就是“义”的化身。“义”的含义很深，它是公正的，不是偏狭的；是为他，不是为己。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第三十八章》）

   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管子·卷一·牧民第一》管仲）

   宗教的教规、戒律是比法律、社会道德、家规更加严格、细致的约束条例，比如：行宗云：“盗戒成犯虽约离处，然其离相不必物离，故以十门括示差别。”（详见《南山律在家备览》持犯篇——第二门持犯别相——第一章性罪——第二节盗——第二项犯相——第二支随释——第五类离本处，弘一大师著）翻译过来就是，把陌生人物品拿起来就已经犯盗戒（离处），这当然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想象的。如果能守这样的戒律，当然也不会违反国家法律。

   人不敢轻易在人群中作恶，是因有他人在看、监督。但当一个人独处、人所不见时，内心的“恶”就容易升起，此时，就容易做坏事。

   慎独，就是在自己一个人独处、没有其他人的时候，要小心的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情。能做到哪一层，就看自己的功夫了。

   太上曰：“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太上感应篇》）所谓“不欺暗室”，就是慎独。

   东汉人杨震是个颇得称赞的清官。他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为东莱太守。

   当他去东莱上任的时候，路过冒邑。冒邑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吏任内荐举的官员，听到杨震到来，就在晚上悄悄去拜访杨震，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为什么呢？）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晚上又有谁能知道呢？）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说无知！”王密十分羞愧，只得带着礼物回去了。《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第四十四》（中华书局）

   太上曰：“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太上感应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所以，“人做事，天在看”，怎么能够不时刻小心谨慎呢？

   以上所说的不同的层次，都是从行为上约束自己，如果内心并非这样想，思想和行为就有冲突和矛盾，这就会让自己很痛苦。所以，只有思想和行为统一了，才会思想既不痛苦，行为也不刻意约束。

   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

   如果思想里已经连“偷”的想法都没有了，行为上还要刻意约束自己不要去偷吗？

参考版本：中华书局，《唐宋注疏十三经》，上海中华书局据阮刻本校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