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质静雅华美器 豪迈勤勉盛世风 ——康雍乾三代帝王与瓷器 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联手北京资深收藏世家，将于2011年1月15日在北京千禧大酒店举办一场尊荣华贵的清三代瓷器拍卖盛筵。届时，人们将有幸近距离领略帝王的气象和艺术，触摸悠悠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华艺术发展，伴随着政治而发生、发展和成熟。在中国古代政治过程中，帝王毫无疑问地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帝王的艺术情操和修养，不仅反映了当时主流的文化潮流，更像是一部正史，从侧面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跌宕和兴衰。清三代官窑瓷器就是这种政治和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它不仅是中国千年制瓷艺术的结晶，更能体现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杰出帝王的品格、气质和涵养。它是皇室和上层艺术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凝结着百年康乾盛世的气度和雄壮。 康熙皇帝一生尊孔崇儒、策马扬鞭、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他八岁登基，十六岁除鳌拜亲政，在位六十一年，开启了康乾盛世的大门。在文治方面，他开设鸿儒、拜谒孔庙，延续汉族文化；重农治河、兴修水利，稳固民生之本。而他的军事功绩，则更加灿烂辉煌。他内平三藩，扫除地方反叛势力；外拒沙俄，奠定东北百年和平。他亲征朔漠、施恩蒙古，越长城而江山固；收复台湾、完成统一，跨海峡而两岸合。可以说，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昭昭日月，朗朗乾坤，几千年来无出其右者。如此坎坷的经历，如此曲折而光辉的征程，使康熙皇帝养成了坚毅、雄浑、气比霄汉、势如江河的品格。康熙皇帝一生酷爱汉族文化，崇尚董其昌的书法，对瓷器也是情有独钟。在康熙皇帝之前，瓷器基本上是官民不分，在康熙二十二年，皇帝派臧应选为都陶官赴景德镇，由此逐渐形成了官窑制度。由于康熙皇帝对瓷器的关注，并且直接参与瓷器的设计生产过程，使得康熙官窑继往开来，创造了辉煌的业绩。霁红釉、釉里红在明代后期已经失传，而在康熙朝得到重生；康熙朝的青花瓷可分五色，有青花五彩之美誉。除此之外，在康熙朝瓷器烧制上有许多创造发明，如粉彩、珐琅彩、郎窑红、豇豆红和珊瑚红等等。从风格上说，康熙时代的官窑瓷器，器型古朴大方，凝重质朴，浑厚与秀丽并存，体现了康熙皇帝的品格。而当时的瓷器，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积极的风貌，翎毛走兽、花鸟鱼虫等纹饰都富含着勃勃的生机。比如麒麟纹，明朝中晚期的青花瓷，麒麟都是坐着，体现着时代的停顿和迷茫。而到了康熙时代，麒麟都站了起来，昂首挺胸，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康熙时代的龙纹，也最为凶猛、有力和坚毅，如跃海面而出，目光如炬、气势磅礴、鳞爪飞扬。另外，此时的官窑瓷器在风行一时的“官民竞市”风潮影响下，广泛吸取了民间艺术的丰富营养，在与民窑的竞争中互相激荡、扩展题材、大胆创新，将民间流行的版画、戏剧、历史小说照搬到瓷器上，形成鲜活流畅的写实风格，进而保持了官窑青花瓷绘上一直领先的地位。康熙时代的青花瓷，既融入了帝王的品格，又体现了社会蒸蒸日上的气象，简单而有力，质朴而庄重。 历史从生机蓬发、锐意进取的康熙时代，走进了改良弊制、承前启后的雍正时代。雍正皇帝虽然功绩不及其父彪炳史册，魅力不及其父独领风骚，但他勤于政务，积极改革，荡涤康熙晚期庙堂之流弊，铺就乾隆时代腾飞之根基。雍正皇帝的勤勉，前无古人，后乏来者。他不游猎、不巡幸、日理万机、终年不息，雍正朝现存朱批奏折41600余件，即平均每天都要批阅10件以上的奏折。雍正皇帝整肃吏治，大规模清查贪污腐败、亏空钱粮、假公济私、结党怀奸等行为。他曾经对怡亲王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其声振振、犹在耳畔。在勤政之外，雍正皇帝还喜欢独自饮酒赏花吟诗，有着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他曾有一首诗描述自己的生活，“对酒吟诗花劝饮，花前得句自推敲。九重之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对于瓷器的喜爱，对瓷器鉴赏的水平之高，雍正皇帝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对瓷器做出御批，可见他对瓷器的重视。他甚至以鉴赏家身份，直接参与瓷器的造型、画面、配套、包装的设计工作，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式样，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做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宫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钦此”可以说，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对当时的官窑瓷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雍正对瓷器的审美标准可概括为“文、雅、精、细”四字，又可细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文雅脱俗，首先对一件器物进行总体印象的评判，即视觉上的第一感受是“文雅”“甚好”，还是“蠢了”“甚俗”，注重的是款式和色彩；第二，秀雅精细，即做出进一步的审美判断，不仅款式要“文雅”，做法亦要“文雅”，胎骨或“轻妙”或“淳厚”，纹饰要“秀气”“素静”，并达到更高的“精细”、“入骨”之水准，注重的是纹饰和做工；第三，高雅气派，要在各方面有别于民间的“巧妙”工艺，避免“外造之气”，凸显“恭造之式”展现皇家风范。这就像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每一环都必须完美地衔接，不能有丝毫偏差。从历史维度上看，康熙时代的瓷器自由开放、古朴庄重、生机盎然，而雍正时代的瓷器，则显得更加拘谨和规范。从艺术的风格上看，雍正朝的瓷器俊美高雅、玲珑轻巧，似文人风流，如秀色可餐，四处渗透着雍正皇帝独特的审美情趣。雍正朝的瓷器，直追永宣青花，又重淡描雅致。如果说万历皇帝用淡描是为了节省材料，那么雍正则是为了雅的美学意味，他不用色块表现大片的颜色，而是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种艺术效果，形成一种风格，藏艺术于简约，含情操于秀丽。雍正朝的瓷器，既体现了当时勤于吏治，朝政肃然的政治风气，又包藏着雍正皇帝的艺术追求。 乾隆一朝六十年，他将百年康乾盛世推向顶峰，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乾隆帝即位后，在政治上矫正“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起用前朝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蠲免钱粮，促进了封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军事上多次平定叛乱，反击入侵，完善了清朝对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的管理，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文化上编修《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逐渐形成“乾嘉学派”。乾隆皇帝继承和发扬了康熙、雍正酷爱华夏艺术的传统，他的书房三希堂收藏了晋以后历代名家一百三十四人的墨迹三百四十件、拓本四百九十五种，堪称中国最大的收藏家。他对瓷器更是偏爱，在他的统治之下国富民强，无论官窑还是民窑生产的瓷器数量都远胜于任何朝代。据清宫史料记载，乾隆皇帝直接干预宫内制瓷事务，他曾下旨对烧造提出具体要求：“再烧造青龙海水梅瓶时，其青花白地不必改烧，青龙改烧釉里红龙，黄地绿龙四寸碟上葵瓣龙须绿釉不清楚，碟外画行龙”。乾隆皇帝不仅对瓷器有着极高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同时还要求都窑官唐英不落俗套，创新花样。据梁同书《古铜瓷器考》记载，当时的官窑“不靳工，不惜费，日变而日上，所以值迈千古也。”如果说雍正追求精致文雅，那么乾隆皇帝则要求富丽华贵，用瑰丽多彩、繁难复杂、新奇效果突出皇家的气势和胸怀。比如乾隆时代的粉彩开光八仙过海盘口瓶，腹部八面开光，圈足外撇，纹饰雍容，构图繁密，制作难度极高。乾隆六十年，制瓷技术不断翻新，创造出仿漆、仿木、仿铜、仿金、仿银、转心、镂空等技术，复杂程度远超康熙，雍正也不能与之相比，梁同书赞曰：“谓之泄造化之秘也可，谓之佐文明之瑞也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从社会的层面上说，乾隆时代的纹样也不同于康熙时代，体现了盛世的繁荣和安宁。康熙时期渔乐图的画面，一般都是利用各种渔具捕鱼，表达的是一种进取状态；而乾隆时期的渔乐图，一般都是钓鱼，是一种享受生活的闲散。康熙时代的瑞兽，多以麒麟为蓝本，以祈求天下之太平。而乾隆时代的瑞兽则往往是狮子绣球、百子龙灯，体现了时代的富足与和谐。乾隆时代的瓷器，是乾隆皇帝追求皇家气派的象征，也从侧面体现了工艺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 清三代的瓷器，既一脉相承又风格各异，它们体现了康熙的大度与豪迈，雍正的精致与静雅，乾隆的华贵和辉煌。它们是王室的艺术，传达着每一个帝王的品格与艺术修养，它又是一个辉煌时代社会文明的结晶，凝结了无数陶人的智慧与辛勤。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直接触及古代帝王的心灵世界；透过它们，我们更可以听到康乾盛世那悠远而厚重的回音。它们是当代有识之士体味高雅、品鉴艺术、感受历史的简约之道，它们更是我们传承华夏文明，创造中国未来的根基所在。 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清三代”官窑瓷器豪华专场拍卖 预展时间：2011年1月12日、13日、14日、15日 拍卖时间：2011年1月15日夜场8：00隆重开槌 举办地点：北京千禧大酒店（五星级）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财富中心（东三环CBD核心区，中央电视台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