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应该是看社会财富与资源的配置方式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如果是以“资本配置方式”进行，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是“以人为本配置”的方式来进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是以“资本配置方式”来配置资源容易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富人更容易获得资源，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质。如果“以人文本配置”方式配置资源，富人和穷人均有平等地参与资源配置竞争的权力与享受社会资源平等发展的权力。但
一个不诚信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不具备诚信基础的社会管理是非常艰难的。 我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上不诚实和不信任的现象普遍存在。社会缺乏广泛的、普遍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将非常艰难。有人说，要想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必须得创新社会管理。问题是如何才是有效的创新社会管理。 本人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从本质上来说，信用是
政务诚信表现在政府的一切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与经济交易活动中，不仅涵盖政府的全部行政行为，即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等；而且包括了政府在经济交易领域的信用水平与能力，以及履行践约情况。 近些年，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在逐年下降，其原因是政府有关部门不管是在公共行政管理活动中还是在一些经济交易活动中长期处在不诚信的表现中，屡屡遭到老百姓的质疑和不信任。这种质疑声的普遍存在，导致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大
观点分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到，“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中国古代凡是政绩卓越，受百姓爱戴的君王都做到了“取信于民”。本人再次提出，希望当下的我国政府能够更多的取信于民，因为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的大环境里，我国政府的取信于民决定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定力问题，这不可小视
《当下的中国信用文明急需与西方世界信用文明形成共振》 我国现已步入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循环时期。在此时期，我国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信用环境与秩序来匹配，企业需要信用交易与信用能力来相适应，我国政府需要信用形象与信用管理来强化世界强国形象。 这不仅是中国崛起过程中战略层面上的需要，同时也是战木层面上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从我国在国外上市的一些企业暴露出来的信用问题及“阿里淘宝”电商平台与世界接轨过程中出现的信
记得四年前，我在中国信用管理门户上发表了我的“马云是电子商务教父，石清光是信用体系建设先锋；马云解决不了的问题，石清光来解决”的论断观点。 当时提出此论断观点的背景是基于对马云主导的电商平台经营的判断：一是电商一定会在中国蓬勃发展；二是马云未来遇到的危机问题一定会体现在信用的问题上。 之所以有这个判断，是基于我从2005年时申请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学习到长期致力于我国信用管理领域的研究。在
市场经济的突出表现是商品交易，市场主体的使命是不断的开发商品并促进商品交易。商品是否能够交易取决于市场的需求。 需求是基础，但最终成功交易取决于价格因素和买卖之间的信任关系，尤其在卖方的市场环境里。市场欺骗行为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巧妙的利用了价格杠杆要素，之所以欺骗行为不可持续是因为最终损害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为此最聪明的商家为了取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只有努力构建品牌才能拥有商品交易的主动权，
观点分享：我国已走向市场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随着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社会各界与各经济利益主体正逐渐走向成熟，社会信用关系与其带来的利益正在调整与平衡，新的信用文化正在形成。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断涌现，这时急需要一个全面的社会信用体系来为社会的综合发展保驾护航。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具备了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我认为，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必须根据国情，独立创新
观点分享：现在有些人甚至包括一些专家在内提出没有必要搞区域征信建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活动很大比例为跨区域活动，因此在一定区域性范围内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并无太大意义。 我认为恰恰相反。其理论依据还要从征信活动的实质谈起。从根本上来说，征信活动是要解决社会管理和市场交易的问题，至于解决的形式和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重要。目前，之所以会产生区域建设是因为很多地方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已
观点分享：“对于金融市场 ，我们应提‘完善’监管，而不是‘加强’。” 吴晓灵说，“政府监管有需要加强的部分，也有需要放松的部分，我们过去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我们资金贵的一大原因，就是‘管’得太多了！” 李克强点头称赞吴晓灵的发言，“很有启发”：“我们总习惯于说，一方面放宽市场准入，一方面加强监管。但事实上，我们很多监管是不需要、也不应该的。这方面的监管如果加强，恰恰会成为放宽市场准入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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